摘要：爱尔兰诗歌里对土地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那么简单。它像雨水渗进泥炭沼，像盐水渗进绵羊毛，像玲珑骰子安红豆的刻骨相思——那么绵，那么密，带着疼，带着血，带着恨，带着不肯愈合的伤口。

爱尔兰诗歌里对土地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那么简单。它像雨水渗进泥炭沼，像盐水渗进绵羊毛，像玲珑骰子安红豆的刻骨相思——那么绵，那么密，带着疼，带着血，带着恨，带着不肯愈合的伤口。

叶芝对爱尔兰土地的赞颂，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而是一种将地理、神话与民族命运熔为一体的“神圣书写”。他的书写中，爱尔兰大地既是真实的泥土与岩石，又是永恒的象征与母亲，承载着凯尔特的幽魂、失落的王权、未竟的自由。这份爱化成了一种精神抵抗：哪怕土地被夺走了，用词语也要把它种回来，赎回被英语压制的盖尔语（虽然他并不会说）灵魂。

帕特里克·卡瓦纳更粗犷，在《大饥荒》里，他说土地是“一块被啃得只剩骨渣的母体”，而农民像寄生在上面的虱子，他又觉得绿色的田野是他的鲜血。这种爱带着自毁的狂热——你恨土地榨干你，可一旦你离开它，你就连人也不是，连孤魂野鬼都不是。恨到极致，也爱到极致。

谢默斯·希尼的《泥炭沼人》里土地保管着古尸的“黑暗记忆”。观看泥炭的纹理，他会带着血缘般的震颤。他说，原来土地不是私有的疆域，而是吞噬的母体。原来我们从未真正拥有土地，只是它允许我们腐烂在其中而已。

娜乌拉·尼·多姆奈尔的《迁徙》说：“我的子宫是倒过来的山谷，每一次离别都在里面塌方。”在这里，女人的身体变成了土地的替身（钱钟书曾经调侃说，爱尔兰人的不动产只有扔子和屁股），月经是地质塌方，是迁徙和流亡，流亡者的身体带着故乡的映像。

爱尔兰人对土地的爱藏着诅咒，越爱它，你就越发现土地根本不在乎你。它借你的脚生根发芽，借你的眼泪下雨灌溉，最后你死了，它就把变成表面的一层腐殖质。可爱尔兰诗人偏要在这无望的地里种出马铃薯的花。就像乔伊斯说的，“历史是一场噩梦，而我挣扎着要从中醒来”，但醒来的地方，是那一块粘乎乎的土地，也还要在这块地里打拼起。

斯嘉丽对塔拉的爱，与爱尔兰人血液里那种“带着血泪和记忆的”土地之爱同构，只是它被移植到了美国佐治亚的红土上，并打上了南北战争的烙印。

斯嘉丽的爱尔兰父亲杰拉尔德·欧哈拉（想起了赏金奇兵3保卫农场战死的欧哈拉大叔）在黄昏的塔拉红土地上对她说：“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为之工作、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东西，～它是唯一持久的东西。” 这句话几乎是叶芝或卡瓦纳诗歌的变体，即中国人熟悉的土地-母亲-永恒。

斯嘉丽早年对此并不以为意，但当她历经战火、饥荒、丧亲、婚姻失败，真正独力支撑的时候，这句箴言在她体内就像古老的凯尔特种子一样突然苏醒。一种来自爱尔兰血脉的“集体无意识”，那种对土地的原始依恋，在她血液里漫山遍野地持久绵延。

爱尔兰的诗歌里，土地常以“受伤的母亲”形象出现；而斯嘉丽也把塔拉当成母体和子宫。亚特兰大陷落之夜，她冒死也要回到塔拉。战后塔拉荒芜、亲人零落，她赤脚在田里摘棉花、啃生萝卜，眼泪砸在红土上摔成八瓣。她用身体努力去缝合土地的伤口，也被土地弥合自身的伤口。

当梅兰妮去世、邦妮夭折、瑞德离开，斯嘉丽的精神支柱序列崩塌到只有塔拉。她喃喃自语：“我不能想这些，我要回塔拉……明天再想，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明天”不是时间，只是一口喘息，只要塔拉还在，她就能像安泰俄斯那样满血复活。

这个明天也像爱尔兰诗人面对大饥荒、大迁徙时，用明天指代那片赶不走、卖不掉的泥炭地一样。

斯嘉丽对土地的爱还嵌套着殖民色彩。她的家族在美国南方夺来塔拉，奴役黑人耕种；而爱尔兰人在老家却是被殖民者。土地之爱因此带着罪疚与赎罪的双重色彩——像希尼写的“我用英语写作，依旧在耕种被没收的爱尔兰土地”（Writing in English, I am still tilling the confiscated acre of Ireland.）也像斯嘉丽用沾血的手守护塔拉。这种“既是掠夺者又是被掠夺者”的身份张力，让她的土地情结比纯粹的爱尔兰原型更复杂，但底色仍是那“离开土地你根本就不是个人”的凯尔特执拗。

来源：一往无前辰星hiyIl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