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戛纳电影节闭幕，很多中国影迷为易烊千玺未能凭借《狂野时代》获得戛纳影帝感到遗憾。今天就聊聊，历史上那些戛纳影帝，他们究竟怎么成为影帝的？
戛纳电影节闭幕，很多中国影迷为易烊千玺未能凭借《狂野时代》获得戛纳影帝感到遗憾。今天就聊聊，历史上那些戛纳影帝，他们究竟怎么成为影帝的？
《狂野时代》
1946年，首届戛纳电影节将最佳男演员的桂冠授予了雷·米兰德，以表彰他在比利·怀尔德执导的经典电影《失去的周末》中的精湛表演。这部1945年的影片深刻描绘了主人公唐·伯纳姆在四天酗酒狂欢中的挣扎与堕落。
《失去的周末》
在当时，这部电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它大胆触及了好莱坞此前一直避讳的社会议题——酒精成瘾。
二战结束后，社会对现实问题和个体创伤的关注度显著提高，这部影片以其原始的成瘾刻画和令人震惊的真实感与时代精神产生了强烈共鸣。
米兰德的表演被评论界赞誉为深刻、真实且引人入胜。他没有采用夸张的表演方式，而是通过细腻入微的演绎，展现了主人公的自我厌恶和挣扎。
影片的视觉风格，深受德国表现主义和黑色电影的影响，通过模糊的画面和阴暗的场景，增强了角色内心不稳定性的表现。为了更好地呈现酗酒者的形象，米兰德为角色深入准备，甚至在贝尔维尤医院度过了一夜，并刻意减肥，体现了他对角色投入的专业精神。
作为首届戛纳电影节的影帝，米兰德的获奖标志着戛纳对好莱坞现实主义题材和深刻表演的认可，也为电影节奠定了关注社会议题的基调。
《失去的周末》在首届戛纳电影节上赢得最佳男演员奖（并与《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等影片共同获得金棕榈奖），尽管影片在上映前曾面临制片公司的犹豫和酒业的强烈反对，但这一结果意义非凡。它表明戛纳电影节从一开始就大胆而坚定地将电影视为揭示社会不适真相的有力媒介。
这一选择或许暗示了，电影节的评审团不仅看重演员的精湛技艺，更看重表演和影片本身所展现的勇气，即在战后社会普遍面临创伤和幻灭的背景下，敢于揭示此前被视为禁忌的话题。
《失去的周末》
这一决定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艺术价值，特别是当它与深刻的社会评论以及对人类挣扎的原始、真实刻画相结合时，可以而且应该超越商业考量或外部政治压力。
1952年，马龙·白兰度凭借在《萨巴达传》中的表演荣膺戛纳影帝。这部影片讲述了墨西哥革命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巴达的生平，探讨了革命理想与权力腐蚀的永恒主题。
影片在冷战高峰时期上映，对革命英雄的刻画，既有对其理想主义的肯定，也暗示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与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下的意识形态对峙形成微妙呼应。
《萨巴达传》
马龙·白兰度作为美国方法派表演的先驱者，为角色注入了原始、强烈而充满动物性的生命力。
尽管有评论认为白兰度早期表演有些做作或夸张，但在《萨巴达传》中，他似乎抵制了用技巧压倒观众的诱惑，呈现出朴素的雄辩和魅力。
白兰度在《欲望号街车》成功后出演此片，已是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白兰度作为白人演员饰演墨西哥革命英雄引发了「洗白」争议，虽然他的表演本身被认为是出色的。
戛纳电影节授予白兰度影帝，这不仅认可了个体表演的强大力量，也肯定了新兴的方法派表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这一奖项也将电影界一个复杂而持久的矛盾摆在了台前：即真实文化表征的问题。围绕白兰度这位白人演员饰演墨西哥革命者的争议，突显了戛纳在推崇艺术创新和深刻角色塑造的同时，也一直在努力应对选角和文化挪用的伦理影响。
《萨巴达传》
1970年，马塞洛·马斯楚安尼凭借在《妒忌梦》中的表演获得戛纳影帝。这部影片是一部设定在1970年代罗马的三角恋情喜剧，通过荒诞、悲喜交织的叙事，探讨了嫉妒、婚姻、道德以及社会变迁中的情感困境。
影片融合了社会讽刺和政治色彩，甚至包含对一夫一妻制的质疑，反映了七十年代欧洲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的文化氛围。
《妒忌梦》
马斯楚安尼在片中饰演泥瓦匠奥雷斯特，他的表演被认为是突破固有形象，展现了角色的怪诞、衰败和流浪汉气质。
他通过眼睛周围的抽搐、断裂的指甲等细节，带来一种特殊又普遍的腐朽气息，塑造了一个与他以往潇洒形象截然不同的角色。
影片运用了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和打破第四面墙的叙事手法，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悲剧的底色，马斯楚安尼的表演也精准地把握了这种悲喜剧的平衡。
1982年，杰克·莱蒙凭借在《失踪》中的表演获得戛纳影帝，该片还与土耳其电影《道路》共同获得金棕榈奖。这部政治惊悚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美国商人埃德·霍曼在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后寻找失踪记者儿子查理的故事。影片尖锐地批评了美国政府在此次政变中的角色和信息隐瞒，与冷战后期全球对美国干预他国内政的反思和质疑氛围高度契合。
《失踪》
杰克·莱蒙精准地演绎了一个保守父亲从对政府的信任到最终信念被背叛的复杂情感弧线。他的表演克制而有力，展现了角色从虔诚的基督徒/不赞同的父亲到悲伤的父亲，再发生感人的转变。
《失踪》获得金棕榈奖，以及杰克·莱蒙获得最佳男演员奖，这对于一部明确批评美国政府在1973年智利政变中秘密行动的影片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这表明戛纳始终愿意利用其享有盛誉的平台进行政治评论，并突出人权问题，即使这涉及到挑战强大的国家。
莱蒙的获奖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色的戏剧表演；更是因为他精湛地体现了一个普通美国人的幻灭和觉醒，他面对了关于自己国家行为的不舒服的真相。这表明影片的争议性和政治色彩浓厚的内容，放大了莱蒙表演的重要性，因为他深刻的情感旅程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反思。
我们再说说距离当下更近的几部电影。
2009年，克里斯托弗·瓦尔兹凭借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无耻混蛋》中的表演获得戛纳影帝。克里斯托弗·瓦尔兹饰演的汉斯·兰达上校，雄辩、有教养但又极其残忍，演员和角色一样，能够流利地切换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
《无耻混蛋》
塔伦蒂诺曾担心这个角色无法驾驭，直到瓦尔兹的出现才打消疑虑。瓦尔兹的表演不仅是语言上的精湛，更在于他通过语言驾驭力展现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魅力和病态的狡猾，将邪恶塑造得既迷人又恐怖。
瓦尔兹在获奖前在德国电视和戏剧界有相当长的职业生涯，但在国际上几乎是籍籍无名。克里斯托弗·瓦尔兹凭借《无耻混蛋》获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表明戛纳并不在意演员的国际知名度，只要他能奉献足够令人难忘的表演。
2010年，哈维尔·巴登与意大利演员埃利奥·杰尔马诺共同获得戛纳影帝，以表彰他在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执导的《美错》中的表演。
影片讲述了身患绝症的父亲乌克斯巴尔在巴塞罗那底层社会挣扎求生，试图为孩子安排后事的故事。影片深刻探讨了贫困、移民问题、腐败、死亡与救赎等主题，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边缘群体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和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
《美错》
肯定哈维尔·巴登的表演，代表一种传统的评价维度，即呈现角色的道德复杂和深沉，其灵魂的痛苦挣扎，仍然是表演艺术的最重要目标。
戛纳电影节经常支持那些作为社会问题（如贫困、移民和剥削）的勇敢镜子的电影，并奖励那些能够体现人类普遍状况——其痛苦、矛盾和对意义的追求——的演员，即使这些故事根植于非常具体、往往严酷的文化景观。该奖项认可了表演在促进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同情和理解方面的力量。
再说一个比较近的例子，2024年，杰西·普莱蒙斯凭借在约格斯·兰斯莫斯执导的《善良的种类》中的表演获得戛纳影帝。
这部影片由三个寓言故事组成，探讨了控制、自由意志、男性脆弱的自我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影片以其荒诞、黑暗幽默和超现实主义风格，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个体异化、权力动态和存在主义困境的审视。
《善良的种类》
杰西·普莱蒙斯在片中一人分饰三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其多面性和范围广度被高度赞扬，评论称他找到了真正的痛苦音符，并展现了最大的表演范围。尽管影片是群戏，但艾玛·斯通称普莱蒙斯是这部电影真正的男主角。
这种在一部电影中挑战多重角色的表演，体现了演员对表演边界的探索，一直是各种表演奖项青睐的作品。《狂野时代》中的易烊千玺，也属于这一类案例，他更是扮演了多达五个角色。
最后来说说亚洲演员。
1994年，葛优凭借在张艺谋执导的《活着》中的表演，成为首位获得戛纳影帝的亚洲男演员。
葛优以其标志性的光头、喜剧时机和智慧、微妙的表演而闻名。在《活着》中，他以其独特的黑色幽默感和内敛表演，成功塑造了一个在历史洪流中挣扎求生的小人物形象。其表演富有生命力，能够在不经意间为角色增添一层有趣的氛围。
《活着》
葛优凭借《活着》获奖，标志着戛纳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展现了其全球视野的明确拓展，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好莱坞和欧洲电影的传统垄断地位。
葛优扮演的福贵，如何在巨大历史变迁中挣扎求生，引起了东西方观众的强大共鸣。他的表演风格的确是根植于中国文化语境和传统，但在此刻显示出了普遍的人性吸引力。
六年之后的2000年，梁朝伟凭借在王家卫执导的《花样年华》中的表演获得戛纳影帝。这部影片以其极致的怀旧氛围、独特的视觉美学和对逝去年代的深情回溯，捕捉了香港社会在变迁中的某种集体记忆，以及东方文化中情感表达的内敛特质 。
《花样年华》
梁朝伟的表演被誉为含蓄的东方情愫的极致体现。他通过眼神和微表情传递出深沉的爱、孤独、渴望和心碎，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感性和沉默中蕴含的千言万语。
影片的慢镜头、紧密构图、门廊和窗户的运用，都强调了角色的隔离与压抑，梁朝伟的表演完美契合了这种诗意的视觉风格。
梁朝伟的获奖，体现了评审们对通过微妙、非语言方式传达的巨大情感深度的表演的欣赏。这种表演强调了更广泛的含义，即引人入胜的表演并非总是关于宏大和极具戏剧性的姿态，而在于对内心生活的安静、精确的表达，尤其是在情感外露较少的特定文化语境中。
《花样年华》
2004年，年仅14岁的日本演员柳乐优弥，凭借是枝裕和执导的《无人知晓》获得戛纳影帝，成为戛纳电影节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这个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
这部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四个孩子被母亲遗弃后，由12岁的哥哥明（柳乐优弥饰）带领，在东京的公寓中挣扎求生的故事。影片深刻探讨了儿童遗弃、社会忽视、家庭定义以及生命韧性等主题，以其纪实性的风格和对儿童困境的细腻描绘，触动了全球观众的心弦。
《无人知晓》
柳乐优弥在片中贡献了真实而富有情感深度的表演。他并非专业演员，却通过其自然、内敛的演绎，将明这个角色在孤独、饥饿和隔离中展现出的坚韧与适应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采用长镜头和沉思式叙事风格，让观众沉浸在孩子们的情感世界中，柳乐优弥的表演和这种诗意的视觉风格完全匹配。
柳乐优弥的获奖，不仅是对其个人天赋的肯定，更是戛纳电影节对非专业演员在艺术电影中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真实感的认可。
他的表演，以其未经雕琢的纯粹和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打破了传统表演的界限，证明了艺术的感染力可以超越经验和技巧。影片对社会边缘儿童的关注，也体现了戛纳电影节对全球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对那些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电影的推崇。
2022年，宋康昊凭借在是枝裕和执导的《掮客》中的表演，成为首位获得戛纳影帝的韩国演员，也是第四位获得此殊荣的亚洲演员。影片讲述了一群破碎的人为弃婴寻找新家庭的旅程，探讨了爱、遗弃、家庭、选择与伦理等深刻主题，展示出人性之无限宽广和细腻。
《掮客》
宋康昊的表演自然而精准，和前面提到的葛优一样，他同样擅长饰演小市民、小人物，但二者的风格取向截然不同。
相比葛优的银幕形象，宋康昊的小人物无疑体现了更多的人性缺陷，而他同样擅长在悲剧中融入喜剧元素，这种反衬悲剧的喜剧表演方式，让他的角色始终令人产生共鸣。
类似宋康昊的案例不止一个——凡是能够赋予道德模糊或有缺陷的角色以深刻的人性，都容易在奖项竞争中胜出。
2023年，日本演员役所广司凭借在维姆·文德斯执导的《完美的日子》中的表演获得戛纳影帝，这片讲述了东京公共厕所清洁工平山的日常，通过他有条不紊、简单而充满仪式感的生活，展现了在平凡中发现诗意和美的能力。影片以其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和对日常细节的关注，与当代社会对慢生活和内心平静的追求形成呼应。
《完美的日子》
役所广司通过细致入微的表情和动作，将一个几乎没有台词的角色刻画得生动而富有层次。他将平山对工作的专注、对音乐和书籍的热爱、对树木的迷恋，以及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都通过克制而有力的方式传递给观众。
影片的风格深受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影响，注重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役所广司的表演也像是带领观众重回到小津的银幕世界中。
役所广司的表演超越了语言的障碍，让观众在沉默中感受到了角色的丰富内心和影片所蕴含的哲学思考。《完美的日子》获奖，再次印证了当代电影有多看重极简主义式表演——或者说，在宏大叙事之外，也应珍视那些在日常琐碎中发现生命真谛的艺术作品。
《完美的日子》
纵观戛纳电影节历届最佳男演员的获奖者，可以勾勒出一幅综合画像，揭示其成功的多元交织因素。
戛纳影帝的获奖影片，几乎都能紧扣时代脉搏，反映了社会深层议题。从战后创伤（《失去的周末》）和冷战下的政治干预（《失踪》），到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个体命运（《活着》）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边缘群体（《美错》《掮客》），再到当代社会对人性和权力关系的审视（《善良的种类》），这些影片通过深刻的叙事，成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注脚。
《活着》
获奖演员的表演必须具备极高的艺术水准，表现为对角色深度的挖掘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无论是雷·米兰德的真实而痛苦，马龙·白兰度的方法派突破，马斯楚安尼的悲喜交织，杰克·莱蒙的沉痛觉醒……他们都展现了对表演艺术边界的探索和对角色灵魂的捕捉。
戛纳影帝并非只青睐巨星，虽然获奖者不乏名气斐然的演员（如白兰度、莱蒙、巴登、梁朝伟、宋康昊），但戛纳也多次将奖项授予当时国际知名度不高的演员。同样，国籍和文化差异也并不构成被欣赏和被肯定的障碍。
因为，无论演员来自什么特定的文化背景，最终他都肯定能与普遍的人类经验产生连接。表演艺术，永远是一种讲述人类故事的持久力量。
来源：空气猫的老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