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暂时获得行动自由，他终于亲自出席了颁奖仪式，并发表了激烈的现场讲话，他将该奖项献给「所有被非自愿驱逐出伊朗的艺术家」，并表达了希望他们能够重返伊朗的愿望。

文|唐令

贾法·帕纳西凭借《普通事故》获得金棕榈，这是他的三金大满贯。

因为暂时获得行动自由，他终于亲自出席了颁奖仪式，并发表了激烈的现场讲话，他将该奖项献给「所有被非自愿驱逐出伊朗的艺术家」，并表达了希望他们能够重返伊朗的愿望。

这种团结表态，将他对伊朗当局漫长的个人斗争延伸为一场集体斗争。他敦促伊朗同胞抛开分歧和问题，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自由」。

他宣称：「没有人敢告诉我们应该穿什么衣服，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回顾帕纳西的创作历史，他的国际认可度，正好是随着被伊朗官方的持续打压而不断提升，成为国际上艺术反抗权力的象征。

帕纳西最早的纪录片《被割伤的头颅》就曾被禁映，而他在2000年获得金狮奖的《生命的圆圈》，获得了一样的待遇。

从2010年开始，伊朗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压制措施，旨在使其作品无法传播，从而限制其政治影响力。

但这种压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帕纳西被迫转入地下电影制作，并采取秘密手段（例如走私电影），这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艺术殉道和抵抗叙事。

起因是帕纳西支持反政府抗议活动和制造反体制宣传而被捕，随后被判处六年监禁。这项判决还包括一项长达二十年的电影制作、编剧和国际旅行禁令。他在服刑两个月后获得有条件保释。

这项判决也标志着伊朗政权对待艺术家的策略发生了深刻转变。此前虽然存在审查制度，但并未直接将艺术家本人定罪。

然而，2010年的判决则从单纯审查艺术作品转向直接将艺术家本人定罪。六年监禁和前所未有的二十年电影制作、编剧和旅行禁令是极其严厉的措施。

这些严厉的惩罚揭示了政权不仅要压制帕纳西的艺术声音，还要在国内外物理上孤立他并阻止任何形式的异议或影响力。这表明威权控制的加深，以及向其他潜在异见者发出的明确信息。

但帕纳西没有屈服，他先是拍摄了2011年的《这不是一部电影》，该片被巧妙地藏在蛋糕中的U盘里走私出伊朗，并在戛纳电影节上放映 。这种反抗行为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关注和同情。

2015年，帕纳西的电影《出租车》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这个奖项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出租车》是在他被禁止电影制作期间秘密拍摄并走私出伊朗的，这使得该奖项成为反对审查制度的有力声明。

2018年，他与纳德·萨伊瓦尔共同编剧的《三张面孔》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帕纳西的法律困境并未随着2010年的判决而结束。他最近一次入狱是2022年，这次入狱直接源于他对两名批评当局的电影制作人（拉索洛夫和阿利赫马德）被拘留的抗议。

帕纳西当时已身负严厉禁令，并被判缓刑。他决定积极抗议其他电影制作人被拘留，是故意选择承担进一步的个人风险，这直接导致他再次入狱。这一行动表明，帕纳西的行动主义超越了单纯的自我保护或个人艺术自由。它凸显了他对伊朗艺术界集体言论自由和团结的深刻承诺。

他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有限的自由，这表明他有着深刻的道德信念，将这场斗争视为共同的责任，而非孤立的个人战役。这种团结行为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有原则的异见者的形象，为他的抵抗叙事增添了新的层面。这说明在压制环境下，异见者之间的团结行为可以成为强大的集体抵抗形式，即使这会导致个人承受更大的痛苦。

2023年初，帕纳西的旅行禁令终于被解除。这使他得以在2025年出席戛纳电影节，标志着他自2003年以来，时隔15年首次亲自出席国际电影节。

他在戛纳的出现，最终凭借《普通事故》获得金棕榈奖，是一个强有力的时刻，象征着艺术自由的暂时胜利。不过，帕纳西本人也指出，伊朗局势不可预测。它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新的政治。这表明这种让步可能是暂时的，或可能被撤销。

而帕纳西立即利用戛纳这个全球平台，不是为了个人庆祝，而是为了传递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信息，将他的奖项献给流亡艺术家，并直接向伊朗官方发出挑战。

回顾帕纳西的历史创作，他的立场态度，是在持续演化的，这种演化当然和伊朗官方的打压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帕纳西早期的电影，虽然具有社会意识，但还是一种低调的人道主义方法。他曾表示，在他被监禁之前，他电影中处理的问题完全不同。然而，他的入狱经历以及他从其他囚犯那里听到的关于伊朗政府的暴力和残酷的故事，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对国家暴行的直接接触以及共同的压迫经历，成为一种激进化的力量。

因此帕纳西的政治立场已从早期电影中隐含的批判，演变为在其后期作品和公开声明中对伊朗政权更明确和直接的谴责。他的电影《普通事故》被描述为他迄今为止最具政治性的电影和最痛苦的电影，反映了被伊斯兰共和国监禁的愤怒和痛苦」。评论家指出，他已经从一个低调的人道主义者转变为伊朗政权的公开批评者。

更令人敬佩的是，帕纳西多次说，不管后续被监禁的风险有多大，他始终拒绝逃离伊朗。他明确表示自己无法适应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新的文化，并承诺在电影节结束后立即返回德黑兰。所以，帕纳西肯定面临着再次入狱的持续风险，并且无法在伊朗境内自由工作。

他的这种选择，体现了从内部进行的斗争，可以更加激励和鼓舞其他国内异见者，表明即使在严峻的条件下，抵抗也是可能的。这种选择将他的个人斗争转化为国家抵抗的集体象征，使他成为一个比在国外行动更具影响力的形象。

帕纳西是一个坚定的行动主义者，而他的行动不仅限于他的电影。2009年，他因出席在「绿色运动」抗议中遇害学生的葬礼而被禁止旅行。他2022年的被捕和随后的监禁，也并非因为拍摄电影，而是他直接抗议批评当局的电影制作人被拘留的结果。

2022年玛莎·阿米尼头巾死亡事件后引发的大规模抗议，进一步塑造了帕纳西的视角。帕纳西最近的作品和声明，都是是在伊朗广泛的社会抗议（例如玛莎·阿米尼抗议）背景下产生的。这表明他的艺术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对更广泛的民族情绪做出深刻回应。

他的最新电影《普通事故》取材于集体监狱经历，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国家暴力和复仇以及与表面日常正常生活并存的暴政痛苦。帕纳西对政权策略的分析，通过描绘国家暴行的后果和普通民众的挣扎表现出来，使得他的电影可以作为一种公共教育或警示。

帕纳西的艺术，表达出了一个社会未被言说的痛苦和希望，它可以提高集体意识，鼓励同情心，并可能间接促使进一步的行动。这表明，艺术，尤其是在压制性环境中，超越了单纯的审美功能，成为社会评论的重要工具，也是集体意识和抵抗运动的微妙催化剂。

顺着帕纳西，我们再聊聊另外几个导演。

也是在刚刚结束的戛纳颁奖礼上，达内兄弟的《年轻的母亲》获得了最佳剧本奖，这是他们的电影第九次在戛纳获奖，继续创造了戛纳的纪录。

获奖次数仅次于达内兄弟的是英国导演肯·洛奇。但如果比较提名次数，肯·洛奇则是历史上最多的，达内兄弟第二。

也可以换一个说法：达内兄弟和肯·洛奇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最成功的两组导演。

无独有偶，他们都是立场鲜明的左翼导演。

达内兄弟以一种社会现实主义的方法，持续关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边缘人群，主要是移民、失业者和收容所居民，所面临的道德和伦理困境、遭受的经济不平等和人类尊严丧失。

达内兄弟的电影可以代表当代欧洲比较主流的左翼主题和观点。吕克·达内的哲学背景以及他们对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公认影响，突显了贯穿其电影创作的同情伦理。

这种哲学基础表明，他们的电影侧重于对每个人的不可剥夺的伦理责任，以此作为更广泛社会参与的基础。

他们的政治立场并非通过明确的意识形态宣言或政党纲领来表达，而是通过一种伦理上的必然性来体现，即揭示系统性不平等的代价。这种同情伦理成为他们主要的政治视角，揭示了个体道德困境和对尊严的争取，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失败和经济结构紧密相连。这种方法并无意提供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而是旨在培养同情心和批判意识。

而肯·洛奇作为当代西方社会中最具政治色彩的电影制作人之一，一直以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观点和根植于社会现实主义的电影风格而闻名。

他的电影直接批判资本主义、紧缩政策和国家压迫，她认为这些政策对广大劳动人民、老年人、年轻人和病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主张对生产财富的手段实行共同所有权和民主控制，并扭转肆虐了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

他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斗争，尤其是和上层权威发生冲突的工人阶级。他还在作品中大量刻画贫困的无家可归者。相比达内兄弟的温和自然主义道德色彩，肯·洛奇更加提倡一种直接行动主义和公开的批判。

他的电影不仅仅是观察，更是旨在揭露不公、批判系统性失败、并为特定社会主义原则争取支持的刻意干预。这种直接性是他政治电影的鲜明特征，使他与更温和和微妙的那些电影人区分开来。

肯·洛奇作品中持续探讨的关键主题，包括贫困的毁灭性影响（例如《母牛》《回家》《我，丹尼尔·布莱克》）、无家可归的危机（《回家》）以及争取劳工权利的斗争（《底层生活》《铁路悲歌》《面包与玫瑰》）。这些电影经常描绘个人和社区与非人格化的官僚系统和剥削性经济势力作斗争。

他的电影作品也经常涉及具体的历史和当代政治冲突：《致命档案》（北爱尔兰）、《土地与自由》（西班牙内战）、《卡拉之歌》（尼加拉瓜）、《风吹麦浪》（爱尔兰独立战争）和《爱尔兰路》（伊拉克占领）。这表明他始终关注政治暴力、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干预在不同全球背景下对人类造成的代价。

肯·洛奇的行动主义不仅体现在他的电影创作方法中，也更直接体现在他的个人政治生活中。他在1962年至1994年以及2015年至2021年期间隶属于工党。他的政治历程也包括与左翼团结党（2012-2015）和尊重党（2004-2012）的联系，以及作为独立人士的时期（1994-2004，2021至今）。

这种不断变化的归属，并非他善变，反而是体现了他对核心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承诺，而并不执着于僵化的党派忠诚。也表明当下的英国社会，主流政党常常偏离其理想，那么他也会寻求替代的政治载体。

肯·洛奇曾公开批评工党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公开称基尔·斯塔默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工党领袖」，并指责他背叛承诺并试图「摧毁工党内部的左翼」。

肯·洛奇于2021年被工党开除，这突显了他不妥协的立场以及他的观点对党内建制派造成的威胁。

肯·洛奇的行动主义还反映在他于2013年呼吁成立一个新政党来取代工党（最终成立了左翼团结党），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在2015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后不久就宣布复出，明确表示他将重新致力于反对其政策。这表明他对政治发展做出了直接而即时的回应。自2009年以来，他还积极倡导抵制以色列，突显了他对国际政治问题和人权的持续关注，将其社会主义批判扩展到全球。

最后顺便说一个观察结论吧。当下的欧洲三大电影节，纯美学陈列的电影，大概很难获得大奖了，一定要有鲜明的政治、社会、文化议题。

但光有议题也不行，还得两手都要抓，都要有，都要硬。

来源：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