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播出的英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以下简称《道格拉斯》）时隔一年后，靠口口相传在国内翻红。豆瓣上有四万余人评价，评分稳定在相当高的9.4分。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2024年播出的英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以下简称《道格拉斯》）时隔一年后，靠口口相传在国内翻红。豆瓣上有四万余人评价，评分稳定在相当高的9.4分。
剧情并不复杂，国民级新闻主持人道格拉斯被曝在婚宴上说了一则有性别歧视意味的笑话，随后他被全民抵制，职业生涯就此划上句号。
单看主线故事，《道格拉斯》似乎是那种顺理成章的爽剧：因为性别歧视，拿过终身成就奖的名嘴被全网封杀，他的位置也被勇敢反抗职场不公的女主角玛德琳取代。
但剧中的细节却完全不符合观众对爽剧的想象。在职场上性骚扰玛德琳的上司在风波中隐身，大结局时主持人一再将玛德琳的升职等同于全体女性的胜利，玛德琳却说：这只是我一个人的胜利。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这样的结局并不绝对爽快，却和许多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一起展露出新的叙事方向：主创们不再试图拍一个完美、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复仇女人，而是把镜头对准纵容侵害发生的沉默者。
站在女性对面的不是一两个面目可憎的混蛋，而是整个表面光鲜内里溃烂的庞大系统。
《道格拉斯》只有4集，直到第3集才完整讲述玛德琳遭遇上司托比性骚扰的经历。
玛德琳彼时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来电视台应聘新闻节目主持人，她的去留完全由节目制片人托比决定。
托比把面试现场定在了酒店高级套房中，全程都在以玩笑的口吻侵犯玛德琳的边界，他不间断地劝玛德琳喝酒，状似专业地讨论玛德琳的小便速度，最后甚至躺在浴缸里，要求玛德琳把重要文件递给他。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道格拉斯在这场性骚扰中的角色，充其量只算得上“伥鬼”。他对托比的行为心知肚明，他甚至一度敲开了酒店房门，看出玛德琳的恐惧，却还是转身离去。
在酒店的长廊里，道格拉斯彻底走出玛德琳的视线前，他转过身对玛德琳说了这样一席话：“无论你不得不经历什么，都是值得的。”
直到整部剧结尾，实施性骚扰的托比都毫发无伤，这也是为什么玛德琳坚持认为道格拉斯被封杀只是她自己的胜利。施害者依然是电视台高管，知道真相的旁观者依然保持沉默，只有一个伥鬼倒下，这样的结局严格来说，算不上胜利。
当影视作品把重点放在描摹有毒的环境，总免不了充满无力感的底色。个体很难改变什么，女性能做的似乎只有接受和忍耐。
《道格拉斯》至少还呈现了一个具体的，可以承受观众怒火的惯犯。2024年拿下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导演奖的《成为一只珍珠鸡》（以下简称《珍珠鸡》），干脆把这种无能为力推向了极致。
《珍珠鸡》的导演伦加诺·尼奥尼是英籍赞比亚裔，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非洲的故事，女主角舒拉的舅舅有恋童癖，长期对身边的幼女实施性侵，舒拉自己和她的两个表妹都是受害者。
电影开场3分钟，舒拉就在马路上发现了舅舅弗雷德的尸体。此后女孩们的愤怒与伤痛，都只能向一具尸体宣泄。
《成为一只珍珠鸡》
为了强化这种无处发泄的空落感，《珍珠鸡》里从未出现舅舅弗雷德的正脸，舒拉发现尸体或是之后去打印遗照时，画面都只呈现了弗雷德面目模糊的半张脸——在性别暴力泛滥又隐蔽的环境中，弗雷德本人长什么样并不重要。他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可能是他。
和《珍珠鸡》相似的对施暴者模糊处理的影片还有《女人们的谈话》，这部电影曾拿下2023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小说则取材于玻利维亚发生的现实案件。2005年-2009年间，门诺派聚居区中8名男子使用动物麻醉剂迷晕社区中多名女性，并对她们实施强暴。2011年，这些男性被判处长期监禁。2013年，在犯罪者服刑期间，有报道称类似的强暴行为仍在这一聚居区持续发生。
《女人们的谈话》讲述的是遭遇侵害后，不识字的女性受害者们坐在一起，讨论未来是继续忍受、与加害者拼死一搏，还是干脆离开社区。全片没有对施暴者或性侵场面进行任何直接呈现，电影中最重要的男性角色，是在一旁记录女人们谈话的书记员。
导演莎拉·波利在采访中提到，她不想呈现具象化的反派，而是想把电影的重点放在男性有可能成为的样子。
影片中发生过这样一段争论，有人提出疑问，如果被抓捕的男性并没有实施性侵，那他是否依然有罪？
《女人们的谈话》
女主角的回答同样可以作为《道格拉斯》和《珍珠鸡》的注解，她说：“可能被抓的男人没有背负袭击的罪，但他们是否背负着没有阻止袭击的罪，是否背负着明知袭击发生，依然袖手旁观的罪。这些袭击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当下由男人创造、掌握的条条框框允许袭击发生。”
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大众总是期待性犯罪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以此证明“清白”，《道格拉斯》和《珍珠鸡》呈现出了更复杂的灰度。
诉诸法律往往意味着原本生活秩序的彻底坍塌，早在受害者下定决心，以赌上全部作为代价换取正义之前，如钟表般精细运转的复杂环境就已压得女性无力反抗。
维持这部社会机器运转的诸多零部件，包括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最现实的经济原因，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男人女人。
《珍珠鸡》着重描摹的，其实是舅舅弗雷德葬礼上，那些沉默的、忙碌的女人。她们都是弗雷德的姐姐妹妹，挤在同一间屋子里忙着洗碗做饭、操持仪式。
舒拉的表妹布佩在舅舅去世后，将自己曾遭遇长期性侵的过往告诉了妈妈，布佩妈妈的反应却是：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
《成为一只珍珠鸡》
女主角舒拉幼年遭遇性侵后也第一时间找到了母亲。等到成年，她却发现自己的父亲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舅舅并没有收手，家族中另外两个表妹同样遭遇了他的残害。
舒拉在农场中质问母亲，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爸爸，又为什么没有阻止舅舅弗雷德侵害更多的人？
母亲仿佛没有听到舒拉的问题，而是一直在聊生活琐事，让舒拉先把鸡蛋放进篮子里，再去抓一只险些跑出农场的珍珠鸡。母亲用逃避舒拉来假装问题没有发生过。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曾提到，“近代家庭”形成以来，家庭被认为是没有算计的、无私的“爱的共同体”。由于家庭的共同体神话生命力过于顽强，身在其中的成员为了保留家庭的神话，可能会选择性忽略家庭的现实。
表妹在揭发弗雷德的视频中就反复提及，她此前一直默默忍受，就是因为不想家庭破裂或引起纷争。
《珍珠鸡》全片最黑色幽默的一幕，是舒拉姐妹三人和女性长辈摊牌后，姨妈们来到储藏室里，不同长相、年纪的女人挤满整个屋子。
姨妈之一说：“如果我能控制，会让你们遭遇坏事吗？我们都在承受痛苦，我们非常爱你们，这是我们作为家族聚在这里的原因。”
随后她们抱着舒拉姐妹三人，声情并茂地合唱了一首歌。
《成为一只珍珠鸡》
当侵害发生时，旁观者都在正当化施暴者的行为，受害者的揭穿反而被视为对秩序的破坏，这些压力就像钉子，把女性牢牢嵌入任人宰割的位置。
《道格拉斯》里深谙此道的男性掌权者甚至会利用这份压力，逼迫受害者就范。
当玛德琳对托比冒犯性的言辞感到极度不适，要离开酒店房间时，托比问她：“你不会认为我要潜规则你吧？潜规则是非常粗鲁无礼的指控，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指控。”
玛德琳还想要这份工作，她不能在面试时和顶头上司闹翻，于是她别无选择，回到了房间里。
和家族观念、权力关系一起压制着女性的另外一根钉子，则是贫穷。
《珍珠鸡》里，家族对舅舅弗雷德形象的维护在影片最后得到了非常现实的“回报”，葬礼上弗雷德的妻子一家被判决拿不到一分钱遗产，还要赔偿弗雷德一家5000夸查（汇率波动较大，约合人民币1300元）。
这笔钱在赞比亚并不是小数目，2024年，赞比亚全年人均GDP是1317美元。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赞比亚的人类发展指数位列全球第153位（共193个国家和地区），贫困率较高，全国20岁-24岁的青年中仅2%能接受高等教育。
电影也在诸多细节中讲述了女人们的处境。舅舅去世后，他的妻子在深夜哭醒，喊的是“谁来养我的孩子”。舅舅一家住在破败的平房里，屋子里满满当当挤了7个小孩。
整个赞比亚8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而土地和钱都掌握在男人手里。
物质基础不复存在，人心中沿袭千年的观念难以撼动，最亲密的长辈也会为了虚假的家庭秩序而刻意忽视痛苦，达成维护父权的共识。置身其中的女性似乎不管如何挣扎反抗，都显得力不从心。
03不必向他们要答案在看似无望的环境中，主创们依然提供了性暴力幸存者如何重建自身的想象。
几部影片不约而同着重呈现的，除了习俗织就密不透风的网，还有网下坚定发出自己声音，要走出和母辈不同之路的新一代女性。
《珍珠鸡》里舒拉姐妹三人反抗的起因，就是最年轻的妹妹佩里决定把遭遇侵害的事录成视频，告诉自己的妈妈。
舒拉则通过知识获得了离开泥淖的能力。影片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她的教育背景，但舒拉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明显更现代。
《珍珠鸡》的第一个画面就是盛装打扮的舒拉，一边听歌一边开车。在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的赞比亚，她拥有一份体面的线上工作，父亲几次开口向她要钱交房租和电费。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舒拉开车去打印店打印弗雷德的遗照，画外音是妹妹佩里的指控和弗雷德的悼词：
你不仅是我们的兄长，更是我们的父亲，风趣又善交际，你处事公正，一视同仁，没有人能取代你，我的兄弟，但是好人不长命，我们失去了你，但天堂得到了你的灵魂，我们永远怀念你，我们的兄弟。
对犯罪者的褒奖构成了沉甸甸的压抑气氛，幸好舒拉还有自己的车。这段画外音里，舒拉始终握着方向盘，车窗外景色不断变化，死气沉沉的环境被赋予了流动性。通过提升自己的经济能力，舒拉获得了反抗的资本。
《道格拉斯》里和玛德琳一起反抗的还有一个并不起眼的女性配角Jenn，她是电视台的幕后工作人员，就像每个不起眼的打工仔，Jenn没有玛德琳那么光鲜的外表和几百万的粉丝，剧里的男人也习惯性忽视她的存在。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但她专业又冷静，会在工作场合严肃地指出男性编剧辱女的玩笑并不好笑，甚至在遭到冒犯时举起手机，记录下道格拉斯的出言不逊。最后也正是她拍摄的视频结束了道格拉斯的职业生涯。
从《珍珠鸡》到《道格拉斯》，让女性倍感压抑的外部环境有所松动，身处其中的个体也从受害者几经纠结后发出呼救，进化到敢于冒犯，敢于记录，敢于说出自己的不适。
《女人们的谈话》中的这种传承感则更浓烈。女主角欧娜是即将分娩的孕妇，导演把整部电影的旁白设计为由女性讲给尚未出世的孩子的话。于是电影中的所有讨论，都直接关乎孩子将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
《女人们的谈话》
《女人们的谈话》最后一幕，这群女性最终决定离开，她们拥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经历，但最终还是都背起行囊，赶上马车，走在一条相同的路上。
导演波利在采访中说，她拍摄这个画面是希望美国女性能放下对彼此的成见，放下在诸多议题上的分歧，一起为自己的未来走出一条路。
这一幕也和《珍珠鸡》末尾处的片段遥相呼应。在向彼此诉说伤痛后，舒拉三姐妹抱在一起，挤在一张医院的单人床上沉沉睡去。
第二天太阳升起，清晨的光照在性格迥异的三姐妹身上，医院在夜晚模糊一片的墙才显出原本的粉色。
《成为一只珍珠鸡》
相拥的姐妹、粉色的墙壁，让人联想到舒拉父亲那句冷言冷语：有些仗注定是打不赢的。
这句话发生在舒拉满腹无助，带着自己的痛苦去找父亲对峙，试图获得一个答案时。她当然没有得到答案，因为她能发出的质疑声太微弱，而她要对抗的东西又太庞大。
但假如发声者变成千千万万个跨越国籍、种族和年龄的个体呢？假如她们使尽浑身解数，用各种方式宣泄、挣扎乃至逃离呢？假如她们放弃向他人要一个答案，而是自己重新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呢？
对于早已身在其中的女孩们来说，有的仗不论输赢，她们都要抱在一起，先打了再说。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