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是妇女节，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篇与之相关的推文，或者是女性议题的讨论，或者是女性主题的征集互动，不过这一次我们不需要想具体的选题了，因为最合适的现成素材已经有了：

今天是妇女节，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篇与之相关的推文，或者是女性议题的讨论，或者是女性主题的征集互动，不过这一次我们不需要想具体的选题了，因为最合适的现成素材已经有了：

《还有明天》在今天上映了。

作为女性题材电影，它的主题和故事跟妇女节在意义上有着高度重合：

电影讲的是二战后的时期，一位备受父权压迫的普通女性，为何最终舍弃自己逃脱的自由，决定为集体女性争取权益。妇女节的起源和发展与之相似，都是女性不断毅然起身，共同对抗结构性压迫，比如1917年3月8日，俄国彼得格勒的女工，举起“三八”节的战斗红旗，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制度、反对饥饿的游行示威。

1995年，由189个国家政府签署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将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并赋予所有妇女和女孩权力”纳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它们的核心是一致的，就是描述了女性从被动到主动争取权益的转折，不同的是，电影是以个体视角为引，试图去进行一次紧贴女性实际处境的讨论，去聊这样的转折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转折发生的必要性到底在哪。

今天我们既是在聊电影，也等同在又一次强调和回答，妇女节为何需要被继续重视和讨论。

一、为何发生？

说回电影，要聊转折为什么会发生，需要更具体地理解这个转折指的是什么。

电影讲的是二战后的罗马，普通中年女性迪莉娅（宝拉·柯特莱西 饰）四处受困，被丈夫家暴、被家人当作佣人使唤、外出工作也被看轻，只有闺蜜和旧情人能带她短暂脱离烦恼，旧情人决定离开罗马，她也决定要面对自己的处境。

观众很容易就被代入这种叙事，以为她也将一同逃离，转折就在这里发生了，她拿着自己的选票，行使了女性得之不易的投票权。

这种转向，乍看起来是概念先行，但其实并非如此，纵观全局，女主的决定是一种必然，电影从多个维度进行了铺垫。

首先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除了显然的暴力和困境之外，电影描述了怎样的家庭「日常」。更具体点说，是家庭中的男女性分别拥有着怎样的日常。

在迪莉娅所处的家里，男性均泰然自若，没有非做不可的事，就像迪莉娅丈夫伊万诺可以随时抽烟，可以不加解释就出门玩乐，可以随着自己的性子做事，家等于提供了他一处无需拘束、自我舒展且没有道德束缚的空间。

反观女性，迪莉娅从起床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家庭佣人的身份，洗澡后穿上得体的衣服和围裙、摆放茶具、开灶烧水、为上学的孩子准备午餐。有一个狠辣的细节是，电影里出现了四次吃饭场景，只有迪莉娅几乎都是站着的，倒茶，拿调味料，伺候餐桌上所有人。

只有很偶然的跟好友见面，偷偷抽一根烟才得以找回短暂的自我。

包括女儿也一样要叫弟弟起床，帮忙拾掇两个弟弟的衣服，和他们挤在一个房间睡觉。

家对于她们而言是剥削和物化的起点。

这样的差异刻画，无疑带出了导演对一个默认现象的有力批判：在父权压迫环境下的普通家庭里，我们所说的“日常”，是以女性牺牲自己的日常来支撑的。

女性就像弹簧一样被不断按压，若不蓄力反弹，只能彻底没了声音，而从迪莉娅有意地观察态度强硬的女店主“听着，这里没有男人”，有意地对照女儿和自己的处境来看，迪莉娅的自我显然是没有完全熄灭的那一种，前面的逆来顺受都是一种雪山将崩的铺垫。

同时导演通过多种技法设计，还制造了很多错位，来强化转折发生的动因。

这种错位并不在于说事情不合理，相反是说，人物的许多行为合情理，能找出理由解释，却又隐隐带着不对劲。

最明显就是前期的那场家暴戏，丈夫对迪莉娅的殴打，迪莉娅的惊恐、推拉和反抗，是通过相互配合的双人舞来表现，配乐也是反差极大的抒情，歌词“没有人，我发誓，没有人能给我整个生命中的礼物，和你在一起时，那无尽的喜悦”。

从叙事意义来说，你当然能想到理性的解释，它是在用艺术和暴力的荒诞交融，呈现家暴的日常化，同时巧妙规避了对受害者的二次剥削，但感性也很可能同时发作，认为这场戏存在着不和谐和不合适。

类似的这种能理解的违和感，电影里还有很多，比如迪莉娅被丈夫长期当作满足暴力、欲望和生殖需求的工具、被公公揩油，但都选择不反抗，女儿明确地看见了母亲受苦，却没有施以援手，而是选择向母亲发难。

为什么要不断刻意制造这种错位，就是为了让观众看得不舒服而加深共鸣吗？

这可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这些所有关于具体的人的桥段，之所以我们能找出理由来理解，又同时会感觉不对，那是因为这里面有且仅有一个可用的逻辑。

就是当父权制社会成为一种默认和前提的时候，女性个体的选择都会显得可理解，但没意义。

女性无论有没有自主意识，无论是否归顺于环境，压迫都不会消失，很难得到根本改变。

就像舞蹈戏的设计，里面共有两场，家暴这场是虚的，后一场是实的，丈夫因为听了自己父亲更为保守封建的劝诫，决定换个方式对待迪莉娅，但结果都是为了“更好地”管教迪莉娅，所以他邀请迪莉娅起舞，迪莉娅当然并没拒绝。

这就跟前面那场完成了意义上的互证，无论施暴以什么形式来表达，看上去跟暴力的相关性是强还是弱，权力都始终存在，迪莉娅只能配合，只能跟随着权力的形状被拉伸，变形，成为傀儡。

包括人物的言行也是如此，如果迪莉娅选择逃离家庭，那么受难的就是女儿，女儿如果选择帮助母亲，也只会一同被殴打，而不是减轻母亲之苦。

他们都处于一种左右走不通，又或者说左右怎么走，都不会动摇困境根基的境地之中。

因此迪莉娅最后决定使用投票权，就是从被动的等待和接受，转为主动求助，拒绝了旧情人的个体帮助，加入跟自己有着同等向往的女性群体，推翻前提，寻找让一切重回平等的可能。

二、主动之必要

关于这种转折发生的意义，电影也给出了隐秘而充分的线索来暗示。

片里有两重彼此呼应的关系设计，一重是门里和门外。

门作为外界和小家的间隔，在片子里完成了对社会表面和内里的象征。

门的外面显得安宁和平，迪莉娅丈夫会和和气气打牌，迪莉娅可以和闺蜜抽烟谈笑，人们还偶尔会在街上一起跳舞。

但门内的女性处境，是更关键的叙事中心，迪莉娅每次被家暴，都是丈夫狠狠关上门作为信号，他们的孩子和邻居都对此形成了习惯，甚至是漠然。

这便是以存在婚姻关系的一个普通家庭，来揭示当前所谓平和氛围的虚假，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一扇门被关上后，会发生什么，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背面便等同于社会的背面。

在这一基础上，迪莉娅逃离一扇门，也只可能是逃进另一扇相同的门，活在弥散分布的父权压迫之下，这是和她当下的痛苦一样确定的事情。

另一重是母女关系。

迪莉娅和女儿在经历上不断形成重合，她们遇到的男人在婚前都显得比较讨喜和正常，甚至取悦她们的把戏都是同一套，让女孩假装开枪，他假装中枪并顺势跪倒，制造出一种平等甚至自愿处于权力低位的假象。

这两个男人的本性也几乎一致，在即将结婚之际，女儿的未婚夫在谈笑间，突然严肃地跟女孩说：“你只能化妆给我看，你是我的。”

听到这一切的迪莉娅，为此用尽手段，阻止女儿结婚，更让女儿拿自己私藏的钱去读书，也便因此具备了迫在眼前的意义。

她的从前是女儿的现在，她的当下很可能就是女儿的未来，阻止女儿走向婚姻，也便是截断女性苦难的代际延续。

母女的关系还有一层隐秘的对应是，她们都考虑了自身处境，也都完成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行为转变，做了利于“明天”，利于全体女性的选择。

迪莉娅没有选择离开家庭，是抱着可能还会被殴打、生活还会很糟糕的信念，完成了献祭式的投票。女儿在生活中一直不敢于帮助迪莉娅，不敢反抗父亲的家暴，但最后选择为迪莉娅送上了遗失的选票。

这一点跟妇女节需要被一遍遍言说和讨论的意义是等同的，因为生活总会比理论复杂，需要发现和面对的困境层出不穷，需要抵御的结构性压迫也过于沉重，导致个体和集体的权益有时候并不能兼得，我们不得不活在被动和主动的交替之中，也许要捱上很久的不堪处境、目睹过很长时间的不公才能鼓起一次勇气。

但无论如何，我们能做的是也只能是，保持觉察，保持反思，为了令明天更好而更多地紧握每一个能够主动“做点什么”的机会。

无论是微小的抗争，还是重大决策时基于内心的正向选择，也无论是为了自己的明天，还是所有女性的明天。

来源：老夏看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