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查理·考夫曼正与我们谈论着他的职业生涯。更具体来说，他是在谈论自己在他的剧本中蕴含的，未能充分释放出的能量，这些剧本都被拍摄成了电影——《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改编剧本》和《暖暖内含光》。
作者：David Ehrlich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Indiewire（2016年7月12日）
「我觉得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查理·考夫曼正与我们谈论着他的职业生涯。更具体来说，他是在谈论自己在他的剧本中蕴含的，未能充分释放出的能量，这些剧本都被拍摄成了电影——《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改编剧本》和《暖暖内含光》。
曾几何时，当人们在好莱坞的午宴上提到查理·考夫曼的名字时，他们都会带着屏息般的兴奋，机会主义的热情，就像制片厂的高管倾向于为崭露头角的年轻演员保留的热情那样。当时，他是自《致命武器》的编剧沙恩·布莱克之后，最受瞩目的（如果还算不上最具价值的话）编剧。在这个行业里，他有无限的潜力。
如今，在查理·考夫曼看来，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
「我觉得自己没有以前的威望了，」他一边说，一边使劲看着我们中间的桌子。「当其他人和我一样经历过头脑风暴之后，他们会抓住时机，但我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想做这件事。我只是在想『哦，这真是太好了！我能继续工作了。』」他这样嘲笑着自己，作为好莱坞最有远见的人之一，他似乎想知道自己怎么会如此短视。
思考失败
「但你不知道当你成为一只猴子时有多幸运。因为意识是一个可怕的诅咒。我认为。我感觉到了。我很痛苦。而我所要求的一切回报就是有机会做我的工作。他们不会允许的......因为我会提出问题。」
——《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考夫曼正坐在普普大酒店大堂上方的一个房间里，一把超大的扶手椅上。普普大酒店是一座充满了古老财富的纪念碑，位于捷克温泉小镇的顶部。这座建筑是韦斯·安德森的《布达佩斯大饭店》主要灵感来源之一，这部电影的票房收入超过了考夫曼编剧或导演的所有作品的总和；如果考夫曼想到了这个这一点，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查理·考夫曼说：「人们会对自己的失败进行很多猜测。」当然，像往常一样，他有点低估了自己。如果说考夫曼在猜测自己的失败，就像是说唐纳德·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成功一样——即使他没有任何失误或后悔，你也会感觉到，他只是为了热爱人生这场游戏而编造了一些事情。
如果考夫曼思考太久，他的思想总是会回到他的导演处女作——2008年让他失去热度的《纽约提喻法》。考夫曼说：「我认为，如果《纽约提喻法》最终能赚到5000万美元，甚至2000万或3000万美元，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部电影的票房收入为440万美元。）「人们希望与他们认为很酷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电影——尤其是独立电影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我想知道和我合作拍电影是不是既不酷，也不性感。」
更令人苦恼的是，它可能不再有利可图。2015年12月，考夫曼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失常》上映（他与杜克·约翰逊共同执导了此片）。《失常》是一部独立制作、备受评论界尊敬的定格电影杰作，它由派拉蒙发行，并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提名。
《失常》本该成为一副好莱坞缺失已久的、充满才华的强心剂。这是一个关于一位自我陶醉的自助专家的悲喜剧，这部电影迄今只收回了不到600万美元的票房，而制作成本是800万美元——你感觉这部电影可能是考夫曼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作品，就像如果告诉他你有多爱这部电影，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一样。
考夫曼曾经是一个不怕接受「惩罚」的人，他带着《失常》来到欧洲，在风景如画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亮相，他因对电影界的贡献而接受表彰。盛大放映的华丽海报被挂在主街上的桥梁和餐馆旁——其中一张被照亮在电影节总部外的一个荣誉位置上，这是一个发光的标志，代表着媒体提供的最好、最令人兴奋的新作品。在疯狂的开幕式上，裸体模特通过舞蹈重现电影的诞生，一匹马从电影院前面疾驰而过，考夫曼甚至收到了一个奖杯。
考夫曼曾将苏珊·奥尔琳一本的关于兰花的书改编成一部关于创造力、悔恨、充满冷酷沉思的电影（《改编剧本》）。许多人认为，对查理·考夫曼来说，这个奖项似乎更像是某种安慰，它更像是新生儿的开棺葬礼。这足以让你理解为什么《纽约提喻法》中的男主人公凯顿直到去世的那一天都没有停止创作他的作品。
有限的选择
「我逐渐明白，改变不是一种选择。不是为了一种植物，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改编剧本》
考夫曼再次表示：「人们会对自己的失败进行很多猜测，但其实没有太多理由去猜测，因为猜测票房不佳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你决定下次不做自己相信的事情——这不是我愿意做出的选择。」
在《失常》之后，考夫曼的选择变得越来越有限。他最近被迫面对这样一个想法，即他可能再也不能执导自己的剧本了。他说：「我觉得我写的东西都是私人的，我想自己负责。」然后他真诚地重申，他有多喜欢与导演斯派克·琼斯和米歇尔·贡德里合作，在考夫曼最终获得成为一名导演所需的力量之前，这两位导演将考夫曼的剧本搬上了银幕。「没有人急于聘请我当导演，多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
考夫曼本人几乎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木讷寡言——他体贴、健谈、坦率到了极点。当你坐在那里听他「自我诊断」时，你会想到，他比你更善于质问自己。为查理·考夫曼写个人简介这件事，就像是给巴勃罗·毕加索拍了一张照片——除了从他的艺术作品向我们流露出的信息之外，还有什么渠道可以了解他的呢？对于你的每一次观察，查理·考夫曼电影中的一句句台词都已经让它变得更好了。
但在最近的这次对话中，他的句子坦率、实用，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正在与会计师谈心的人，而不是一个古怪的艺术家。他说：「如果我改变对这个行业的态度，我想，嗯，我确实需要谋生，我希望这些电影能拍出来，有些导演是我信任的，也喜欢和他们合作，如果他们感兴趣，也许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我可以继续谋生，对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发言权。这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我可以对此和解。」
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对考夫曼来说，创作总是与控制密不可分——它控制影片的制作、控制身体、控制空间、时间和记忆。这一前提融入了他的职业轨迹：在《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中，他的主人公是一个木偶师；在《失常》中，他好像变成了他自己。
《纽约提喻法》中的男主人公被一种麻木的无助感吞噬，直到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件件真实的艺术作品，当它展开时，他可以创作出来。「他们说没有命运，但实际上是有的，」这部电影中的牧师说。「它是你自己创造的。」
接手自己的作品
「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在微笑吗？如果你在微笑，即使他们看不见你，他们也能感觉得到。」
——《失常》
那么，考夫曼这位超级神经质的编剧，他在《改编剧本》中的化身既然很难鼓起勇气约朱迪·格雷尔出去约会，他又是怎么找到管理电影布景所需的权威的呢？答案是：非常困难。
考夫曼说：「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我非常害羞和内向。」他认为自己在电视编剧上工作的经历——尤其是在独自写作的时候——教会了他如何激发出自己的潜力。
他笑着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导演经历：「我在2005年完成了一部名为《希望离开了剧院》（Hope Left The Theater）的广播剧，当时我不得不指导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演戏。我不认识她——我在《改编剧本》的剧组里见过她，但我不认识她。她是梅丽尔·斯特里普。所以这就像是『好吧，我现在必须这么做，我必须是那个做这件事的人。』我想这就是我能和菲尔（菲利普·霍夫曼）一起工作的原因。」
成为「做这件事的人」，就意味着改变曾经的自己。他解释说：「我意识到，如果我想当导演，我就不可能成为演艺圈里的编剧。我不能害羞，也不能喜怒无常。我不得不说，『好吧，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照顾其他人，所以我必须保持稳定。』」
但改变实际上是考夫曼的致命弱点。想想《改编剧本》中查理狂躁、笨拙地告诉一位制片厂高管，他正在从苏珊·奥尔琳的书中提炼剧本的场景。（「我不想影片中充斥着性爱、枪支或汽车追逐......或者角色，你知道的，学习深刻的人生教训，或者成长或相互喜欢，或者克服障碍最终取得成功......但生活不是那样的。」）
考夫曼的作品似乎反映了互联网时代（《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与化身有关，《暖暖内含光》讲述的是在一个身份很容易被抹去的时代——它的易变性，而《失常》则讲述了社交媒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当被问及这一倾向时，他解释说，不真实的事物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
他甚至提到了他多年来一直试图制作的剧本《弗兰克或是弗朗西斯》，作为这个话题中另一部酝酿中的作品。为了创作他的任何一部电影，他必须是查理·考夫曼——为了从他们的成功中获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成为查理·考夫曼
「你怎么能让一个人被囚禁在地下室，并且......同时在警察局工作？」
——《改编剧本》
当被问及自己是否有希望创作出的那种电影时，考夫曼回答说：「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太特别了，以至于当我看其他我喜欢的东西时，我无法想象自己能拍出这些电影。我喜欢迈克·李的《赤裸裸》，但我不会拍出那部电影。不是因为我不想，而是因为那不是我。那部电影有点我希望的作品的感觉，但事实并非如此。」
查理·考夫曼不能身兼两职，他不能伪装成他不是的人。作为一名幕后编剧，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的存在道歉，而同时作为一名对每个人发号施令的导演，这是很难的。他所说的「和解」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当被问及适应片场生活的秘诀时，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考夫曼说，他「精挑细选，寻找一切机会和好人合作，因为我害怕和明星接触。」
他更害怕成为这样的人。他与生俱来的冲动就是管理一个片场，就像他在主持一个派对一样，他主要考虑的是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我肯定是这样的，」他说，「我确实认为这会损害一部电影的质量。但我又不是沃纳·赫尔措格。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永远也不会成为那样的人，那么我如何让我喜欢人们玩得开心这一事实对我有利呢？也许这会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真实....我也不知道。」
他呼出一口气，沉思着自己刚刚说的话，就像是在把它们放回磁带上一样。「但是人们总是和混蛋一起工作。没有人愿意和一个混蛋合作，不过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混蛋，那么每个人都会和你合作。」
「但如果现在所有的混蛋都说了算呢？如果是这些混蛋在管理精神病院怎么办？嗯？」考夫曼回答说，「世界上到处都是这样的事，不是吗？」
关于「剽窃」
「他用我的话和我的东西勾引我的女朋友！他偷了她的内衣！天哪，他偷了她的内裤。」
——《暖暖内含光》
如今，你看到的是很多其他人拍摄的，查理·考夫曼风格的电影（其中一些人可能是混蛋）。考夫曼并没有主动表示自己的作品被剽窃了，但他肯定对此做出了回应：「哦，好吧，」他说，「是的。有时我看到一些东西，会想『哦，那可能是受到了我的影响』，人们告诉我，他们受到了我的影响。但我也看到评论家说，这是一部查理·考夫曼式的电影，某某人拍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拍查理·考夫曼的电影，而我不能？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件事。」
这是一个反问句，但你仍然会想到所有那些自己抓住机会的人。《纽约提喻法》里的凯顿痴迷于死亡，但他比他关心的每个人都长寿；考夫曼痴迷于失败，但他的电影将比所有剽窃他的电影都长寿。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你就会越意识到所谓「提喻法」，与其说是一场生存危机，不如说是一场终极幻想。
越过考夫曼的肩头，向窗外看去，游客们在卡罗维发利的乡村街道上闲逛，不确定自己要去哪里。另一位作家的话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米兰·昆德拉的《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前几章都是以当地的一家温泉浴场为背景的：「如果生命的第一次彩排就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
因此，在我们的采访接近尾声时，一个紧迫的问题出现了：所有的电影不可避免，终将会褪色，20年后人们只会记住你，因为你开创了那些道路，打破了那些模式，这会让人感到安慰吗？他几乎马上就回答了，只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我感到后悔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对20年后的人们来说，它对现在的我没有帮助，因为我必须支付抵押贷款。」考夫曼回答道。「事实是，我想要的是不用担心薪水问题的自由。」
我再次想起了《纽约提喻法》，当凯顿开始失去对他的宏伟作品的控制时，电影中的牧师，对着一个空棺材发表了一段悼词：「所有一切都比你想象得更复杂，你只看到了事实中的一点点，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促使成千上万的关系在变动，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毁掉自己的生活。但也许你20年也不会明白……你也可能永远不能追溯到它的开始。而你只有一次机会去把它做好。
试着去搞定自己的婚姻吧，大家都说没有所谓的命运，有的只是你所创造的东西，即使世界年复一年地转动，你也只是这一秒钟里极小的一块碎片，你们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生后或者生前，但当你们活着的时候，你只是徒劳地等着，浪费几十年去等来自某个人或某件事的一个电话，一封信，或一次见面，来使自己心安。
但那从来都不会或者似乎要发生，真的不会，所以你再次花时间去茫然地后悔，或茫然地希望接下来会遇上好事情，让你感到自己不是与世隔绝的，让你感到自己的存在，让你感到自己是被爱的。而事实是，我很生气。而事实是，我很伤心。而事实是，我觉得我他妈被伤害很多年了，而同时，我还一直假装我自己没事儿。去适应，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没人想要听我悲惨的遭遇，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不幸。」
我本想说：「人们想来倾听你的悲惨的遭遇，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不幸。」
我本想说：「今晚，就在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失常》就在放映，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你的作品。」
但我说的是：「你是查理·考夫曼——你距离夺回属于你的声望只有一步之遥了。」
查理·考夫曼用他的回答结束了访问：「希望永远存在，但我更倾向于绝望。」
来源：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