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他成为奴隶进入角斗场，强忍屈辱与痛苦，他凭借英勇的气魄和武力一路晋级到罗马的大角斗场，只为剑指暴君亲手报仇的故事。

片讲述了战功赫赫，受人拥戴的大将军马克西·蒙斯。因为太子的妒忌与不安，而遭受陷害，家人被杀。

而他成为奴隶进入角斗场，强忍屈辱与痛苦，他凭借英勇的气魄和武力一路晋级到罗马的大角斗场，只为剑指暴君亲手报仇的故事。

看完《角斗士》，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崇高与悲壮之美，会被剧中人物的英勇就义所感染，在心灵受到震撼的同时，我们的心灵也得到了慰藉。

那么我们是如何产生这种心灵震撼的呢？这部电影中又有怎样的精神内核？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古希腊最早予以悲剧明确定义的理论著作，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也系统地体现在《诗学》中。

他提出了著名的悲剧定义，即: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 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 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人公应是一些出身高贵、品德居中但有“缺陷”和“过失”的好人,电影《角斗士》中的主人公马西墨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战场上是以一敌百、英勇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为罗马疆域的扩张立下汗马功劳。

对于观众来说，马西墨斯无疑是完美的，但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也有他的软肋。

当老迈的恺撒大帝决定将他的皇位让马西墨斯来继承的时候，马西墨斯拒绝了，因为他厌倦了战争生活。

老恺撒问他: “你想要什么赏赐?”他说: “回家。”

作为将军，马西墨斯体恤士兵; 作为丈夫，马西墨斯又非常顾家，但是他不懂政治，不懂妥协，太过理想化，这就是本片中马西墨斯的“缺陷”，这一“缺陷”在老恺撒之子康莫德斯弑父之后被放大。

当他得知老恺撒死后，坚决不屈从于康莫德斯，这一举动恰恰符合了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论”，所以才有后来的康莫德斯对他痛下杀手。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只有好人犯错并招致灾祸的悲剧情节才能激发起读者的“怜悯”与“恐惧”之情。

无疑，马西墨斯是符合这样的要求的。

亚里士多德又认为，最好的悲剧取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故事，而这些家族都应是声名显赫的“大家族”。

《角斗士》取材于罗马时期的恺撒大帝和马西墨斯大将军的事迹，在此故事框架中进行演绎，显然，这样的艺术题材既能激发创作者的创作激情，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及共鸣。

因为发生在大家族或是大家族成员中的悲剧更能让人产生“怜悯”与“恐惧”之情，更能突显出悲剧的实质，而它所反映出的主题，也更为深刻、更能净化人的心灵。

其实，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人物的典型性特征。

当主角是一个英雄人物的时候，他的事迹就更容易感染到普通大众，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具典型性。

当马西墨斯在古罗马斗兽场倒下时，最后一刻他还念念不忘罗马的共和理想，这个场景换作是一个普通人则毫无说服力。

他反对命运捉弄人的观点，他认为，悲剧英雄的遭遇主要是由于他犯了某种过错，而不是命运操控着他的一切。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必须是有缺点的，他的悲剧结局主要是因为其错误的行动导致的，这在影片《角斗士》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其实，悲剧产生的原因谈不上是马西墨斯的“过失”，而是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他最终站在理想的一边。

如果非要说马西墨斯是有缺点的，那就是他太单纯、太理想化。

如果马西墨斯接受了老恺撒的皇位，接受了老恺撒之女露西拉的爱情，也许他的命运就此改变。

我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古希腊大抵是没有这个观念的。

在本片中他的“过失”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锋芒太盛，例如，在开篇，打胜仗之后，康莫德斯和他一起在老恺撒面前，他对康莫德斯的态度是以平视的态度去关照的，这为他埋下了祸根。

其次，虽然屡战屡胜，但是他的心思完全在家里的那一亩三分地上，格局不够;

再次，他拒绝了皇位和露西拉的爱情，紧接着，在老恺撒被杀之后，他的质疑直接指向康莫德斯，毫不避讳，结果遭来灭门之灾;

最后，在普罗西莫的决斗团里，他没有仔细策划就想要起义推翻康莫德斯，这太过草率。

在本片中，马西墨斯有两次来到地狱之门前，第一次是被卖到祖卡巴的路上，他最终醒了过来，这一点恰恰展示了他对命运的抗争，另外一次则是在片尾，作为一种完满的升华，他到达了自己的理想之境。

马西墨斯的悲剧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但是在他的完美人格之下，观众的注意力被转移，这些小的过失被很好地掩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虽然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为了理想不断努力的完美形象。

在影片中，虽然导演尽量想还原一个平民英雄形象，但是马西墨斯本身的人格魅力太过耀眼，因此，这了成为了本片的矛盾冲突所在。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主张，剧作主人公是决定戏剧样式的重要依据，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人好的人。

在他看来，悲剧主人公是悲剧有别于其他戏剧体裁的关键。

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之所以能够获得不同于喜剧的独特美学效果，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充当主角。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应该是“比今人的人好的人”，从道德品质上来看，应是比好人坏又比一般人好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制造出怜悯和恐惧的悲剧审美效果。

为了诠释悲剧主人公的特性，亚里士多德排除了三种人: “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 “其次，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 “再者，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 顺 达 之 境 转 入 败 逆之境”。

其 中，后 两 种人——— “坏人”和“极恶的人”由于自身的品性恶劣，他们的处境由逆转顺只能遭到人们的厌恶和不齿，由顺转逆又是咎由自取、大快人心，在《角斗士》中的康莫德斯就是典型的代表。

显然，康莫德斯不会令观众产生悲伤怜悯之情，获得独特的悲剧审美感受，所以，他不适合充当悲剧主人公，但是，他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悲剧主人公一方面自己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也需要外界的“坏人”的存在来衬托、对比以引起观众的同情。

那么，第一种人———“好人”为什么也不适合做主人公呢?

因为亚里士多德此处所论及的“好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小小缺点、品行端正的人，而是纯粹意义上的道德品质好到了极点的完美无缺之人。

这“好到了极点的人”的境遇，虽然也会由于非自身的原因从顺达突转为败逆，但由于他们和我们普通人的品格层次差距太大，加上生活中这种人本不存在。

普通人没有相应的经验积累，无法感同身受他们的种种特殊情绪和心理，所以也难以唤起同情心。

所以对马西墨斯的刻画，一来是位高权重的将军，二来又是位想解甲归田的丈夫，这两种身份是二元对立的。

但是，导演这也是迫不得已，这样做也是为了让人物形象更加符合观众的心理预期而做的妥协。

来源：科普早班车